第一千七百九十章 求救
1992年的夏天，就在日本首相大人与日银纠缠怎样积极救市，考虑动用国家资金的时候。“住专”和兵库银行的问题也暴露出水面，再度震惊了大藏省和日银。
所谓“住专”，是指为了向私人提供住宅贷款，而由日本金融界于20世纪70年代相继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世纪80年代，该公司利用从金融机构筹措来的大量资金，转贷给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项目投资，其对外贷款总额中的八成流向了房地产企业。
由于作为大藏省的“直属会社”，“住专”一度大量延聘退休高官担任要职。
这家公司，几乎同时掌握政府的金融审批权和银行体系的资金，“住专”在当时也被称作“大藏省的银行”。
而后伴随着日本地价的持续攀升，八家住专公司也成为了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最显赫的金融机构。
其社会地位与职员的薪酬待遇，甚至超过了“百业之母”的银行业。
当时哪怕是刚刚进入“住专”的社员，每天下班后也能去银座的高级俱乐部，他们的名片夹里塞满了各大地产企业老板的私人电话。
由于其贷款抵押品接近八成都是各类土地房产，住专公司也被认为是吃到了日本地产蛋糕店主要结构之一，就连日本官僚精英的主要来源之地——东京大学法学部的高材生，也以加入住专公司为荣，而不是成为一名大藏省的官员。
但进入90年代，随着日本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住专”公司却迅速从“天之骄子”沦为“破落户”，“住专”公司大量中转贷款沦为坏账。
而就在不久前，根据大藏省调查的结果反馈，八家“住专”贷款余额中的四成已经实际上处于“死账状态”，坏账总额高达万亿日元。
这样的雷要是引爆了，起码能“炸死”好几家银行。
除此之外，“住专”问题的困难之处，还在于其复杂的股权结构。
“住专”的注册资本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融资余额大概是十五兆日元，但农林系统的金融机构就占据了其中的四成，与之相反的是作为创设本体的都市银行等机构的融资却只占其中不到四分之一。
因此都市银行系统作为“母行”的责任意识非常淡漠。
与之相对，日本的农业协会因为牢牢掌握着农民票仓的庞然大物，他们却是得罪不起的。
没有任何一个日本政客敢于无视农业协会的政治能力，哪怕是首相也不行。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难免产生政治纠纷，日本政府根本不敢让八家“住专”破产。
尤其考虑到“住专”一旦破产，必然启发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连锁爆炸，让如今本来就已经在经历寒冬的房地产业雪上加霜，所以日本政府第一时间的选择也只能想方设法先保住这八家住专公司。
所以在8月份，本就已经为日本的大型银行坏账问题在头疼的宫泽喜一还得再为“住专”的不良债权找银行体系去想办法，跟银行系统商量能否先减免利息，可想而知，这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局，对于首相大人来说是多么有难度的挑战？
除此之外，从银行系统和“住专”的困境，大概也能够由此推论出此时需要资金周转的日本企业，又是面临一个何等样的情况？
说实话，这一年其实是日本房地产企业集中破产的一年。
从年初开始，已经有数百家集中破产，平均每天就有三家，“住专”的坏账就是这么来的。
但除此之外，几乎每一个在日本经商的人，都躲不开资产下跌带来的天雷滚滚，也很少有人资金链不出问题的。
1992年夏季，小谷光弘正式宣布破产，他的负债高达2 500亿日元（ 19亿美元）。
在此之前，他已经因涉嫌勒索真善美缝纫机公司而被起诉。
后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执行，罪名是“毫不掩饰地操纵”藤田旅游的股价。
法庭同时宣布，相关的证券公司也“难辞其咎”。
等到小谷光弘的投机关系网被彻底查清之时，一位高层政治人物锒铛入狱，两家大银行的总裁被迫辞职，另外还有数十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政客、黑帮分子、公司董事以及股市操盘手。
比他还惨的，是死于非命的柏木昭男。
此人是日本泡沫期顶级地产投机商、国际赌客，外号“武士”。
此人于1969年创立柏木商事，从事房地产和贷款业务。
巅峰时年收入传闻高达1亿美元，收藏古董钻石无数。
其个人癖好独特，在东京的别墅中有专属私厨为其制作腌制的猴肉料理，这是他的最爱。
但同时，他又保持着开日本车、用日本货、喜欢武士剧等传统日本人的生活习惯。
其经营手段强硬且带有暴力色彩，常将人带到赌场，以高利贷逼迫对方借款，最终达到夺取土地的目的，因此在当地口碑极差。
他在商业上最著名的战绩，就是1980年代炒富士山周边地价暴涨百万倍，资产因此达到了10亿美元。
除此之外，1990年2月，柏木昭男应唐纳德·特朗普邀请，在其大西洋城的特朗普广场酒店赌场进行百家乐对决。
柏木以每手20万至25万美元的赌注豪赌，一度让特朗普的赌场现金流陷入危机，并最终从特朗普手中赢走了约600万美元，几乎将当时已深陷财务危机的特朗普逼入绝境。
他也因此赢得了世界第五大的赌徒的称号。
如果他要多赢一点的话，或许几十年后华夏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就没有特朗普的事儿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作风强横的投机高手，在这一年，斥巨资试图重新炒作富士山周边的土地，复制当年的辉煌却导致了巨亏。
同样是本年度夏季，柏木昭男在其位于山梨县的价值50亿日元的豪宅中被发现身亡，身中超过20刀，现场极为惨烈。
此案因无财物失窃迹象，后经调查又发现其本人身负巨额赌债，他名下公司亏损巨大，被认为是仇杀或专业人士所为。
这个案件成了一个无法被侦破的悬案，始终笼罩着“黑手党论”和“特朗普阴谋论”等重重迷雾。
除了投机者，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也同样跌落神坛。
堤一明——西浦集团总裁，作为西浦集团创始人堤康次郎的庶子，他在 1964年越过兄长继承家族产业，初期蛰伏十年后通过大规模收购土地发展地产。
极盛时期曾于 1987年和 1988年两度登顶《福布斯》全球首富。
当时他掌控西浦集团旗下 10万员工，掌控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日本国土的 1/6，涉及铁路、酒店、滑雪场等庞大商业帝国。
个人资产峰值约 200亿美元，掌控集团资产估值曾达 1650亿美元。
但就是资产已经如此雄厚的企业家，也架不住泡沫崩坏的后遗症。
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地价暴跌 60%，西浦集团业绩大幅下滑，因为资产都在地产类套牢，价值大幅缩水。
1992年元旦之后，堤一明的财富缩水至 30亿美元左右。
同年8月，西浦系资产进一步暴跌，旗下国土计划公司负债超1万亿日元。
如今，这个曾经日本首富的帝国已经濒临解体。
还有森泰吉郎——此人是日本著名房地产企业家，森大厦株式会社创始人。
由于战后开始，他就在东京港区大量购入土地，积累核心资产，巅峰时其名下资产共计拥有 65栋办公楼，总面积约 770万平方英尺。
此人也曾于1991年至 1992年连续两年位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榜首。
其家族甚至因为拥有上百处海外资产，被誉为“拥有亚洲的家族”。
但从1992年第二季度开始，东京商业地价又开始暴跌，很短的时间内，下跌幅度就高达65%，森大厦资产严重缩水90%。
如此一来负债高企的森泰吉郎也不得不靠变卖海外资产才勉强存活。
当下，这位世界首富也已经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了。
这就是日本社会当下最真实的状况，此时别说国家银行系统面临着爆雷的困境，著名的投机者往往会因为欠下巨债身陷囹圄或死于非命，就连日本的两位首富也有点扛不住资产下跌的副作用了啊。
所以想也知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比这些人更弱小的存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这不，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就连远在华夏的宁卫民都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社会如同遭遇经济末日一样的丝丝寒意。
不为别的，就因为许多他认识的日本人可能是真的没办法了。
居然把他当成救命稻草，不顾远隔万里，也想尽各种办法来向他求救。
首先就是合作过几次的EIE集团，代表长银的田中重彦在7月底就通过国际电话找到宁卫民，直言询问他是否还对东京银座的不动产感兴趣。
宁卫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搞得一脸懵，他疑惑明明被EIE视为珍宝，恨不得打死也不买的银座房产，怎么没过一年呢，突然间对方居然又想卖了？
他当时既没同意也没拒绝，只要对方把资料发过来看看。
收到传真的同时，他开始搜集有关EIE的近期消息。
结果不问不知道，敢情日本的高尔夫球会员也崩盘了。
经济泡沫时期，日本急速发展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典型特征是把投资与消费混淆。
日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上班族都打高尔夫，所以这项运动成了公司集体出游的重要节目。
高尔夫在日本还具有了仪式化的意义，不同的高尔夫俱乐部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会员身份能显示会员的等级地位，商人、政客和官僚可以在俱乐部内拓展人际关系网，这成为了社交和职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日本的高尔夫俱乐部为会员所有，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地价飙升的情势下，俱乐部会员拥有的产权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在1982年年初，《日本经济新闻》开始发布“日经高尔夫会员指数”（ Nikkei Golf Membership Index），计算500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平均会员价格。
到了1985年年底，该指数从最初的100点涨到了160点。《广场协议》签署后，高尔夫指数在一年内就上涨了1倍，之后在1987年2月出现了一次“回调”，但在1990年春季又创新高，逼近了1 000点大关。
高尔夫指数成了日本不动产市场的先行指标。
泡沫经济期间，在归属于EIE集团麾下，仅限35岁以上日本男性加入的东京小金井乡村俱乐部，会员费已经从1亿日元攀升到了4亿日元（ 270万美元）。
当时，全日本有20多家俱乐部的会员费超过100万美元，而高尔夫会员资格的总价值估计约为2 000亿美元。
在交易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的二级市场，有100名注册的经纪人，还有数百名“非官方的”经纪人，他们对每笔经手的交易抽取2%的佣金。经纪人也可以替新成立的俱乐部招募会员。
甚至银行可以提供以会员证作抵押的保证金贷款，最高额度达到会员证价值的90%。
这些会员证还被用来筹集投资股市的资金。
所以由此可知，这就是为什么高桥治则即便被公司除名，换了时代，EIE集团当初也仍然不肯放弃有关高尔夫的相关资产了，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利益太丰厚了。
新的董事会在被宁卫民做空的时候，也依然坚信，EIE集团今后能靠这些高尔夫球俱乐部，和自有的高尔夫球品牌重回巅峰，再次找到新的业绩增长曲线。
以至于，他们后来回了口血之后，还没歇歇气儿，就又在海外买下了夏威夷的大部分高尔夫球场，并且计划修建更多球场。
然而哪里想到日本随着消费崩坏，高尔夫会员资格的交易逐渐减少，很多高尔夫经纪人也跟着破产了。
不少会员因手头拮据注销了会员资格，由此产生的退款要求总额，在整个日本社会超过了10万亿日元（ 750亿美元）。
但是， EIE集团，作为很多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商已经在股市中输掉了这些会员预缴的订金，并且把其余的资金投资到了海外，现在他们可就惨了。
长银自己也是烂账一把，不可能再提供新的贷款，那么由于资金链的断裂产生了新的危机，他们又面临着破产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EIE的董事会也就只能又想起宁卫民，打算靠“当当儿”熬过这一关了。
银座的不动产就是再好，又哪里有保住集团重要啊。
这时候的他们，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所以宁卫民又哪里会跟他们客气？
说实话他们给宁卫民发的价格其实已经很实在了，一栋中小型的五层商业楼报价三百亿日元，一坪的均价已经低到一亿日元左右，相当于三千万日元一平米。
但宁卫民却不感冒，他声称自己的资金也不多了，要买这栋楼还得靠外资银行贷款，实在有心无力。
而且他还认为东京的地价远没有跌到位，他不敢冒险做接盘侠，除非EIE集团愿意再给他打个狠折。
就这样，双方用国际长途纠缠了差不多一个星期，EIE集团经由几位董事表决，最终决定把这栋位于银座酒吧街的大楼以二百六十五亿日元的价格出让给宁卫民。
相当于打了八五折。
不得不说，当初高桥治则担任社长是攒下的家当，经过几番折腾，如今真是要被宁卫民吃干抹净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在监狱里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气得吐血。
反正考虑到银座地产的稀缺性，并不是谁有钱可以随意买到的，宁卫民自己对这个价格还是很满意的，哪怕知道日后银座的地价有可能跌过他的买价，他也不在乎。
这种东西就得主动买套，否则真未必再有这个机会了。
所谓“住专”，是指为了向私人提供住宅贷款，而由日本金融界于20世纪70年代相继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20世纪80年代，该公司利用从金融机构筹措来的大量资金，转贷给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项目投资，其对外贷款总额中的八成流向了房地产企业。
由于作为大藏省的“直属会社”，“住专”一度大量延聘退休高官担任要职。
这家公司，几乎同时掌握政府的金融审批权和银行体系的资金，“住专”在当时也被称作“大藏省的银行”。
而后伴随着日本地价的持续攀升，八家住专公司也成为了日本泡沫经济时期最显赫的金融机构。
其社会地位与职员的薪酬待遇，甚至超过了“百业之母”的银行业。
当时哪怕是刚刚进入“住专”的社员，每天下班后也能去银座的高级俱乐部，他们的名片夹里塞满了各大地产企业老板的私人电话。
由于其贷款抵押品接近八成都是各类土地房产，住专公司也被认为是吃到了日本地产蛋糕店主要结构之一，就连日本官僚精英的主要来源之地——东京大学法学部的高材生，也以加入住专公司为荣，而不是成为一名大藏省的官员。
但进入90年代，随着日本房地产市场的崩盘，“住专”公司却迅速从“天之骄子”沦为“破落户”，“住专”公司大量中转贷款沦为坏账。
而就在不久前，根据大藏省调查的结果反馈，八家“住专”贷款余额中的四成已经实际上处于“死账状态”，坏账总额高达万亿日元。
这样的雷要是引爆了，起码能“炸死”好几家银行。
除此之外，“住专”问题的困难之处，还在于其复杂的股权结构。
“住专”的注册资本中，来自金融机构的融资余额大概是十五兆日元，但农林系统的金融机构就占据了其中的四成，与之相反的是作为创设本体的都市银行等机构的融资却只占其中不到四分之一。
因此都市银行系统作为“母行”的责任意识非常淡漠。
与之相对，日本的农业协会因为牢牢掌握着农民票仓的庞然大物，他们却是得罪不起的。
没有任何一个日本政客敢于无视农业协会的政治能力，哪怕是首相也不行。
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难免产生政治纠纷，日本政府根本不敢让八家“住专”破产。
尤其考虑到“住专”一旦破产，必然启发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连锁爆炸，让如今本来就已经在经历寒冬的房地产业雪上加霜，所以日本政府第一时间的选择也只能想方设法先保住这八家住专公司。
所以在8月份，本就已经为日本的大型银行坏账问题在头疼的宫泽喜一还得再为“住专”的不良债权找银行体系去想办法，跟银行系统商量能否先减免利息，可想而知，这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局，对于首相大人来说是多么有难度的挑战？
除此之外，从银行系统和“住专”的困境，大概也能够由此推论出此时需要资金周转的日本企业，又是面临一个何等样的情况？
说实话，这一年其实是日本房地产企业集中破产的一年。
从年初开始，已经有数百家集中破产，平均每天就有三家，“住专”的坏账就是这么来的。
但除此之外，几乎每一个在日本经商的人，都躲不开资产下跌带来的天雷滚滚，也很少有人资金链不出问题的。
1992年夏季，小谷光弘正式宣布破产，他的负债高达2 500亿日元（ 19亿美元）。
在此之前，他已经因涉嫌勒索真善美缝纫机公司而被起诉。
后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执行，罪名是“毫不掩饰地操纵”藤田旅游的股价。
法庭同时宣布，相关的证券公司也“难辞其咎”。
等到小谷光弘的投机关系网被彻底查清之时，一位高层政治人物锒铛入狱，两家大银行的总裁被迫辞职，另外还有数十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政客、黑帮分子、公司董事以及股市操盘手。
比他还惨的，是死于非命的柏木昭男。
此人是日本泡沫期顶级地产投机商、国际赌客，外号“武士”。
此人于1969年创立柏木商事，从事房地产和贷款业务。
巅峰时年收入传闻高达1亿美元，收藏古董钻石无数。
其个人癖好独特，在东京的别墅中有专属私厨为其制作腌制的猴肉料理，这是他的最爱。
但同时，他又保持着开日本车、用日本货、喜欢武士剧等传统日本人的生活习惯。
其经营手段强硬且带有暴力色彩，常将人带到赌场，以高利贷逼迫对方借款，最终达到夺取土地的目的，因此在当地口碑极差。
他在商业上最著名的战绩，就是1980年代炒富士山周边地价暴涨百万倍，资产因此达到了10亿美元。
除此之外，1990年2月，柏木昭男应唐纳德·特朗普邀请，在其大西洋城的特朗普广场酒店赌场进行百家乐对决。
柏木以每手20万至25万美元的赌注豪赌，一度让特朗普的赌场现金流陷入危机，并最终从特朗普手中赢走了约600万美元，几乎将当时已深陷财务危机的特朗普逼入绝境。
他也因此赢得了世界第五大的赌徒的称号。
如果他要多赢一点的话，或许几十年后华夏和美国的贸易争端，就没有特朗普的事儿了。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作风强横的投机高手，在这一年，斥巨资试图重新炒作富士山周边的土地，复制当年的辉煌却导致了巨亏。
同样是本年度夏季，柏木昭男在其位于山梨县的价值50亿日元的豪宅中被发现身亡，身中超过20刀，现场极为惨烈。
此案因无财物失窃迹象，后经调查又发现其本人身负巨额赌债，他名下公司亏损巨大，被认为是仇杀或专业人士所为。
这个案件成了一个无法被侦破的悬案，始终笼罩着“黑手党论”和“特朗普阴谋论”等重重迷雾。
除了投机者，声名显赫的企业家也同样跌落神坛。
堤一明——西浦集团总裁，作为西浦集团创始人堤康次郎的庶子，他在 1964年越过兄长继承家族产业，初期蛰伏十年后通过大规模收购土地发展地产。
极盛时期曾于 1987年和 1988年两度登顶《福布斯》全球首富。
当时他掌控西浦集团旗下 10万员工，掌控的土地面积相当于日本国土的 1/6，涉及铁路、酒店、滑雪场等庞大商业帝国。
个人资产峰值约 200亿美元，掌控集团资产估值曾达 1650亿美元。
但就是资产已经如此雄厚的企业家，也架不住泡沫崩坏的后遗症。
1990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地价暴跌 60%，西浦集团业绩大幅下滑，因为资产都在地产类套牢，价值大幅缩水。
1992年元旦之后，堤一明的财富缩水至 30亿美元左右。
同年8月，西浦系资产进一步暴跌，旗下国土计划公司负债超1万亿日元。
如今，这个曾经日本首富的帝国已经濒临解体。
还有森泰吉郎——此人是日本著名房地产企业家，森大厦株式会社创始人。
由于战后开始，他就在东京港区大量购入土地，积累核心资产，巅峰时其名下资产共计拥有 65栋办公楼，总面积约 770万平方英尺。
此人也曾于1991年至 1992年连续两年位居《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榜首。
其家族甚至因为拥有上百处海外资产，被誉为“拥有亚洲的家族”。
但从1992年第二季度开始，东京商业地价又开始暴跌，很短的时间内，下跌幅度就高达65%，森大厦资产严重缩水90%。
如此一来负债高企的森泰吉郎也不得不靠变卖海外资产才勉强存活。
当下，这位世界首富也已经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了。
这就是日本社会当下最真实的状况，此时别说国家银行系统面临着爆雷的困境，著名的投机者往往会因为欠下巨债身陷囹圄或死于非命，就连日本的两位首富也有点扛不住资产下跌的副作用了啊。
所以想也知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比这些人更弱小的存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这不，在天气最热的时候，就连远在华夏的宁卫民都感受到了来自日本社会如同遭遇经济末日一样的丝丝寒意。
不为别的，就因为许多他认识的日本人可能是真的没办法了。
居然把他当成救命稻草，不顾远隔万里，也想尽各种办法来向他求救。
首先就是合作过几次的EIE集团，代表长银的田中重彦在7月底就通过国际电话找到宁卫民，直言询问他是否还对东京银座的不动产感兴趣。
宁卫民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搞得一脸懵，他疑惑明明被EIE视为珍宝，恨不得打死也不买的银座房产，怎么没过一年呢，突然间对方居然又想卖了？
他当时既没同意也没拒绝，只要对方把资料发过来看看。
收到传真的同时，他开始搜集有关EIE的近期消息。
结果不问不知道，敢情日本的高尔夫球会员也崩盘了。
经济泡沫时期，日本急速发展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典型特征是把投资与消费混淆。
日本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上班族都打高尔夫，所以这项运动成了公司集体出游的重要节目。
高尔夫在日本还具有了仪式化的意义，不同的高尔夫俱乐部对应不同的社会阶层，会员身份能显示会员的等级地位，商人、政客和官僚可以在俱乐部内拓展人际关系网，这成为了社交和职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日本的高尔夫俱乐部为会员所有，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地价飙升的情势下，俱乐部会员拥有的产权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在1982年年初，《日本经济新闻》开始发布“日经高尔夫会员指数”（ Nikkei Golf Membership Index），计算500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平均会员价格。
到了1985年年底，该指数从最初的100点涨到了160点。《广场协议》签署后，高尔夫指数在一年内就上涨了1倍，之后在1987年2月出现了一次“回调”，但在1990年春季又创新高，逼近了1 000点大关。
高尔夫指数成了日本不动产市场的先行指标。
泡沫经济期间，在归属于EIE集团麾下，仅限35岁以上日本男性加入的东京小金井乡村俱乐部，会员费已经从1亿日元攀升到了4亿日元（ 270万美元）。
当时，全日本有20多家俱乐部的会员费超过100万美元，而高尔夫会员资格的总价值估计约为2 000亿美元。
在交易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的二级市场，有100名注册的经纪人，还有数百名“非官方的”经纪人，他们对每笔经手的交易抽取2%的佣金。经纪人也可以替新成立的俱乐部招募会员。
甚至银行可以提供以会员证作抵押的保证金贷款，最高额度达到会员证价值的90%。
这些会员证还被用来筹集投资股市的资金。
所以由此可知，这就是为什么高桥治则即便被公司除名，换了时代，EIE集团当初也仍然不肯放弃有关高尔夫的相关资产了，就是因为这里面的利益太丰厚了。
新的董事会在被宁卫民做空的时候，也依然坚信，EIE集团今后能靠这些高尔夫球俱乐部，和自有的高尔夫球品牌重回巅峰，再次找到新的业绩增长曲线。
以至于，他们后来回了口血之后，还没歇歇气儿，就又在海外买下了夏威夷的大部分高尔夫球场，并且计划修建更多球场。
然而哪里想到日本随着消费崩坏，高尔夫会员资格的交易逐渐减少，很多高尔夫经纪人也跟着破产了。
不少会员因手头拮据注销了会员资格，由此产生的退款要求总额，在整个日本社会超过了10万亿日元（ 750亿美元）。
但是， EIE集团，作为很多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商已经在股市中输掉了这些会员预缴的订金，并且把其余的资金投资到了海外，现在他们可就惨了。
长银自己也是烂账一把，不可能再提供新的贷款，那么由于资金链的断裂产生了新的危机，他们又面临着破产的局面。
这种情况下，EIE的董事会也就只能又想起宁卫民，打算靠“当当儿”熬过这一关了。
银座的不动产就是再好，又哪里有保住集团重要啊。
这时候的他们，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所以宁卫民又哪里会跟他们客气？
说实话他们给宁卫民发的价格其实已经很实在了，一栋中小型的五层商业楼报价三百亿日元，一坪的均价已经低到一亿日元左右，相当于三千万日元一平米。
但宁卫民却不感冒，他声称自己的资金也不多了，要买这栋楼还得靠外资银行贷款，实在有心无力。
而且他还认为东京的地价远没有跌到位，他不敢冒险做接盘侠，除非EIE集团愿意再给他打个狠折。
就这样，双方用国际长途纠缠了差不多一个星期，EIE集团经由几位董事表决，最终决定把这栋位于银座酒吧街的大楼以二百六十五亿日元的价格出让给宁卫民。
相当于打了八五折。
不得不说，当初高桥治则担任社长是攒下的家当，经过几番折腾，如今真是要被宁卫民吃干抹净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在监狱里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气得吐血。
反正考虑到银座地产的稀缺性，并不是谁有钱可以随意买到的，宁卫民自己对这个价格还是很满意的，哪怕知道日后银座的地价有可能跌过他的买价，他也不在乎。
这种东西就得主动买套，否则真未必再有这个机会了。